马莉是来自小城镇的姑娘，对大城市怀着梦想与期待，也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王子。但打工不易，几次被老板坑，要么没有保险，要么是说好的薪水到发的时候大打折扣，而且就算是这样，工作也总是风雨飘摇，动不动公司倒闭，或者公司没问题，自己被辞退。马莉只有高中毕业，在老家算半个文化人，在大城市里连应聘个前台招待都难。但马莉还年轻，相貌也还说得过去，终于被一个小老板看中，成了被包养的情妇。小老板每月给马莉5000元零花钱，另外给她负担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，条件是不能再找别的男朋友。马莉答应了。
开始几个月相安无事，小老板大约两三天来一次，从来不过夜，待两三个小时就走，自然是要享受一下“性权利”，马莉很配合，她觉得这比上班轻松，况且这个人也不是很讨厌，自己安分守己，不破坏别人家庭，就这么过几年，存点钱，然后回老家开个店，结婚嫁人。
有一天马莉下楼买东西，被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女子拦住，还没等问怎么回事，先被打了几耳光。马莉顿时明白了，这个女人可能是老板的太太。她一边抵挡一边想逃走，但被老板夫人抓得死死的。这时两个路过的小姑娘上前拉架，中年女子破口大骂马莉是“狐狸精”“下三烂”，马莉慌忙逃回了住所。当晚马莉接到老板的电话，说关系到此为止，以后不再付费，马莉只好收拾行李搬了出来。正好在小区里遇到中午拉架的两个姑娘，搭讪两句就聊了起来。原来这两个姑娘是“小姐”，她们劝马莉说：“姐姐何必受一个男人的气？跟一个是批发，跟一群是零售，同样一个月时间，零售比批发赚钱好多倍，而且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接，这样多自由！”马莉觉得她们说得有理，可是又有些挣扎。她觉得当小三还有点感情成分，当小姐可是彻底的“卖了”，以后回老家结婚，万一被别人知道了，多难堪？两个姑娘开导她说：“姐姐你已经过惯了城市里自由方便的生活，还能回老家去吗？再说你现在趁年轻可以一年赚出上班十年的钱来，说不定还能钓到金龟养老，何必回去看人脸色？你卖青春的钱贴补给将来的老公，万一被踹了，青春可回不来。钱在自己手里，谁还看不起咱们？”马莉终于被说服，跟着两个姑娘去了。
风尘中的日子并不如传说中那么轻松，客人提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要求，往往箭在弦上不得不从，而且也有“大姐”管着，不喜欢的客人也要接，否则下次“大姐”发个更恶心的过来。想脱离“大姐”很难，一方面是自己找客人缺乏保护，一方面是怕被抓了没人去“捞”。马莉所得的一部分是要交给“大姐”的，剩余的加起来，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多。金龟不是傻瓜，又怎么会到这个圈子里找意中人？来的都是为当时开心，至于“小姐”开心不开心，这不是客人考虑的事。马莉觉得比从前更不开心，内心还是有道德感残存，同时也怕被抓被罚，对未来的生活不敢妄想。马莉有时候问自己，假如时光倒退，自己还会选择现在的生活吗？还是坚持打工上班，或者做点小生意维生，起码能期待一份完整的爱情和美好的婚姻。
“违法的性”与“违规的性”是有区别的，前者是违反社会现行法律的性活动，当然同时也是违反社会性规范的活动，比如强奸、猥亵、乱伦。后者是未必违法，但违悖了某种文化中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规范，如婚外性、婚前性、自慰与同性恋等。卖淫首先是违规的，起码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，但是不是违法的，目前存在很多争论。
关于卖淫在西方有三种声音：第一是道德保守派坚决反对卖淫的观点；第二种是自由派卖淫非罪化的观点；第三种是激进女权主义从女权角度反对妇女卖淫。第一种观念目前在我国依然是有广大市场的，对卖淫的抨击主要来自以性压抑的道德为基础的旧观念，谴责一切婚姻和爱情之外的性活动。第二种观念认为女性有权决定处置自己身体的方式，无论是出于爱情还是商业动机，别人无权干涉她们。第三种声音内部之间又有不同的争论，其中极端化看法是完全避免性。
卖淫合法化的争论核心在于：人有没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。比如安乐死、卖器官、吸毒、卖淫等。有专家认为卖淫是性道德问题，而性道德的问题不该受到性法律的干涉与处罚。对此我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是缺乏实现土壤的。比如当街吐口香糖，在我们这里仅仅是道德问题，但在新加坡法律条文规定，乱吐口香糖残渣者，初次发现将被罚款1000新元（约人民币5000元）；第二次被发现者，将面临最高2000新元的罚款；如果第三次或更多次违反条例者，则将面对最高5000新元的罚款。此外，违法者还有可能被罚最长12个小时的劳动改造。再如大陆人去香港买三罐奶粉的问题，连道德问题都谈不上，但却要受到5000港币的罚款和两年监禁。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难以彻底分开在不同的世界，性道德——比如男女未婚性交，性法律——比如乱伦，乱伦是不道德的，同时也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，处罚乱伦的意义在于维护种族繁衍的安全与基本社会伦理道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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